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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7年1月28日 (丁巳年正月初六) 《甲寅日刊》创刊

1917年1月28日 《甲寅日刊》创刊

  在97年前的今天,1917年1月28日 (农历正月初六),《甲寅日刊》创刊。

  1917年1月28日《甲寅日刊》在北京创刊。该刊分公社评、时评、要闻、外电、文苑、传记、通信、杂组、随笔、琐谈、本来纪事、海园春秋等栏目,它的主要撰稿人有章士钊、李大钊、邵飘萍和高一涵等人,由章士钊主办。

  章士钊在创刊号《发端》社论中阐述创办该刊的宗旨。在他看来,袁氏帝制已废除,共和制开始逐步建立,这是"新旧代谢、时序莫复"的不可抗拒规律。对于北洋政府,他表示"绝非于现在有所典庇",要找出政治弊端,给以适当药剂,而决不要抛弃。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,他认为"决非理想之域",但"吾人不可逃之"。因此,"舍尊今,别无良法"。当今现实政治,"新旧相冲,错综百出,欲爬梳而调理之,所须调和质剂之功"。最后章士钊主张"勿妄忆过去而流于悲观,勿预计将来而蹈乎空想,脚踏实地从所踏处做去。"

  1914年6月,李大钊在日本与章士钊相识,并曾为《甲寅月刊》撰稿,很受章的赏识。两人开始建立友谊。这次章创办《甲寅月刊》,李是积极支持的。在当时,李大钊在反对帝制、主张共和等政治观点上与章士钊基本相同。但李的思想激进得多。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《甲寅之新生命》,主张依据"宇宙进化"的规律,要求该刊随着"世界进化"而"蜕演"、"流动"。他认为在社会前进中,该刊必须尽自己最大努力,"亦宜千百万倍于畴昔",作出应有的贡献。这样,由于"甲寅"的努力,可以奋发我国民的努力;用"甲寅"的进化,可以开导我国民的进化。这是该刊的责任。

  在办报过程中,章士钊与李大钊经常发生矛盾,主要是在对待现政府和研究系、政学系问题上,两人所持态度不尽相同。经高一涵劝说,彼此谈妥,双方默契,不谈内政,多写国际问题文章。直到1917年5月初,李大钊回乐亭探亲,除寄两篇通讯外,便不再为日刊撰稿。邵飘萍也于5月内离开。6月9日张勋的辫子军先头部队开进北京。章士钊躲避于天津。11月发表紧急声明,声称"秋桐久已离京,与本报脱离关系。"此后,由高一涵一人支撑门面。同年6月19日停刊,共出刊50号。日刊的主要思想倾向为反对封建帝制复辞,主张实行民主共和。

  日刊是在袁世凯复避帝制失败后创办的,作者们庆贺袁世凯身死和帝制的复灭,盼望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在中国出现。

  日刊评论指出,现在世界各国有一种"离心主义之势力日见伸张",这种离心主义就是自治、民治、民主主义,它与专制主义、向心主义相对立、民主主义是世界发展的趋势,是任何力量也阻止不了的,"纵有千百拿破仑与威廉二世,亦将为向心主义最后之牺牲,何况一袁世凯"。它希望"政治当局,稍顾世界离心主义之大势,而自觉省焉"。

  日刊最崇拜的是美国和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治,反对封建专制主义,提倡信仰自由。

  袁世凯及其封建余孽的复辟活动,往往打着尊孔的旗号,康有为并上书总统、总理,主张把孔教定为国教,列入宪法。李大钊等人连续发表文章批判这些谬论。

  李大钊说:我们"掊击孔子,非掊击孔子之本身,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;非掊击孔子,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"。高一涵的《孔教问题评议》也指出,"由于孔教大义,在于尊君。孔道精华托于专制";因此我们"反对孔教规定于宪法之上"。退一步说,就是孔教是主张民主共和的,也不能列入宪法之中。因为"一尊则依赖模棱之性成,独立自制之念薄","依违瞻顾,不得自抒其特长","拘束人民心思"。

  在日刊上,反对日本侵略的文字比比皆是。例如李大钊《黄金累累之日本》一文,提到在第一次欧战中,"收拾黄金最多,独有日本一国而已矣"。这些黄金如何运用呢?他作了具体分析:黄金像洪水,似"增师造舰犹为可惧",提醒大家不要让这盆祸水泼向中国。在《旅行日记》中写到,他进入昌黎大德增客栈,看见冀东一带商人带着家眷去东北三省,感到很高兴。他说:昌、乐、抚、滦等县,"向来往东经商者,皆不携眷,所以终不能植深厚之根据于东省,今则渐渐觉悟矣。国人多一个定居东省者,即日本人少一个侵入东省者,斯不独一乡之幸也"。李大钊十分关心国家民族危亡,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问题上,想得比别人多,也比别人深。

  该刊在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,也竭力树立中华民族的自尊,主张中华民族要独立于世界之林。

  注意分析欧洲各国政治形式,着重介绍了各国社会党的和平运动。()

  重视对俄国二月革命的研究,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。

 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,立即引起该刊的注意,连续发表多篇文章,介绍此次革命情况,探索革命的起因和影响。其中尤以李大利的《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》较为系统全面。

  情劳动人民的疾苦,揭露和抨击当时社会弊端。

  对于农民和城市广大工人的艰难困苦生活,在该刊上都有所反映。该刊还对不合理的现实社会进行了尖锐的抨击。

  该刊还通过诗歌、小说、谚语、谐文等形式,揭露军阀、官僚、政客上层社会的腐败生活。如张究公写的《北京竹枝词》数首,对他们的腐朽生活作了形象的描绘。什么宴会忙:请帖挥成付信差,军人政客坐团圆。还有什么捧角忙:楼名广德欢歌舞,嘱咐车来莫太迟。疏通忙:拍马吹牛擅长技,国亡家破也何妨等等。军阀政客们的醉生梦死的生活,与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的情景,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  该刊对青年和学生问题也曾发表自己的见解,指出学生问题在中国和工人、农民、妇女问题一样重要,"中国之学生,实为最可怜之一阶级"。袁氏称帝时,"亦视学生如蛇蝎"。它并得出结论说"欧美之革命,泰半渊源于工人之呼号;中国之革命,则全酝酿于学生之运动"。

  6月17日,该刊报道了张勋谒见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消息,揭露他们的丑恶嘴脸。

  这样的一个杂志自然难为当局所容,1917年6月19日《甲寅日刊》正式停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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